任正非答问实录:拒绝狭隘 拥抱世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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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华为产品只是商品,如果喜欢就用,不喜欢就不用,不要和政治挂钩

  ●我们和美国公司之间的友好是几十年形成的,不是一张纸就可以摧毁的。

  ●为了避免这个冲突,2000年初的时候,我们曾经准备以100亿美元把华为卖给一家美国公司,这个想法没能实现之后,我们高层领导表决,还卖不卖?少壮派一致表决“不卖”,我也不能违背。我告诉他们,迟早我们要与美国相遇的,那我们就要准备和美国在“山顶”上交锋,做好一切准备。但最终,我们还是要在山顶上拥抱,一起为人类社会做贡献的。

  ●不能说用华为产品就爱国,不用就是不爱国。华为产品只是商品,如果喜欢就用,不喜欢就不用,不要和政治挂钩。大家开庆功会、发奖章都没有问题,茶余饭后说两句过头话没问题,但是千万不能煽起民族主义的风。

  ●我们不需要资本进来,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我们理想的实现。不要相信传言,永远没有资本进来,这是我们公司高层所有人一致达成的意见。

  ●就我们公司和个别的企业比,我们认为已经没有多少差距了,但就我们国家整体和美国比,差距还很大,这与我们这些年的经济上的泡沫化有很大关系。

  ●中国现在回来了很多人才,这是很重要的。应该调整我们的政策,拥抱世界人才来中国创业。如果能够真真实实把优秀人才引进来,对我们改革是好的。雷锋精神是把一切都献给国家、献给党。但是,毕竟这些顶级专家是从外国回到中国,不仅没有优惠,税收还高很多,是不可持续的。

  ●中国将来和美国竞赛,唯有提高教育,没有其他路。最主要还是要重视教师,因为教师得到被尊重了以后,大家都想做教师。只有教师的政治地位提升,经济待遇提升了,教育才可能得到大发展。

  ●实际上,我们还是开放晚了、改革晚了,WTO对人家是有承诺的,我们得到好处以后就要去兑现。如果早一些去兑现,做一些贡献,就能团结更多的朋友。

  

  以下为任正非5月21日在华为深圳总部接受多家中国媒体采访的实录:

  记者:美国时间的昨天,发了一个对华为90天的延迟禁令期,换句话说华为有了90天的临时执照,90天可以做什么?

  任正非:首先,90天对我们没有多大意义,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,美国政府做的事不是我们能左右的。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美国公司的,三十年来美国公司伴随着我们公司成长,做了很多贡献,教会我们怎么走路。大家知道,华为绝大部分的顾问公司都是美国公司,典型的有IBM、埃森哲等,有几十家。

  第二,美国大量的零部件、器件厂家这么多年来给了我们很大支持。特别是在最近的危机时刻,体现了美国企业的正义与良心。前天晚上,徐直军半夜两三点打电话给我,报告了美国供应商努力备货的情况,我流泪了,感到“得道多助、失道寡助”,今天,美国的企业还在和美国政府沟通审批这个事情。

  我们被列入实体清单,美国公司卖产品给华为都必须要拿去批准。美国是法制国家,美国企业不能不遵守法律,实体经济要遵守法律。媒体也不要老骂美国企业,大家多为美国企业说话,要骂就骂美国政客。我觉得有时候不分青红皂白,一竿子打过去打的都是矮的人,其实高的人打不着。媒体应该要理解,美国企业和我们是共命运的,我们都是市场经济的主体。

  美国政客做这个工作可能低估了我们的力量。我们有一些边缘产品没有“备胎”,这些产品本来迟早就要淘汰的,这些有影响。但在最先进的领域不会有多少影响,至少5G不会影响,不仅不影响,别人两三年也不会追上我们的。

  记者:您在18日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“华为不需要美国芯片,华为没问题”。华为公司致员工的一封信被刷屏,信中说公司是有底气、有准备的。请问华为的底气从何而来,做了哪些准备?

  任正非:第一,我们永远需要美国芯片。美国公司现在履行责任去华盛顿申请审批,如果审批通过,我们还是要购买它,或者卖给它(不光买也要卖,使它更先进)。因此,我们不会排斥美国,狭隘地自我成长,还是要共同成长。如果真出现供应不上的情况,我们没有困难。因为所有的高端芯片我们都可以自己制造。在和平时期,我们从来都是“1+1”政策,一半买美国公司的芯片,一半用自己的芯片。尽管自己芯片的成本低得多的多,我还是高价买美国的芯片,因为我们不能孤立于世界,应该融入世界。我们和美国公司之间的友好是几十年形成的,不是一张纸就可以摧毁的。

  我们将来还是要大规模买美国器件的,只要它能争取到华盛顿的批准。现在时间很匆忙,一时半会估计批不准,缓冲一下是可以的。他们能获得批准的话,我们还是会保持跟美国公司的正常贸易,要共同建设人类信息社会,而不是孤家寡人来建设信息社会。

  记者:现在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,根据禁令实际上会打断全球的供应链,使得整个市场感到混乱?

  任正非:政治家怎么想的我真不知道。我觉得不能因为我们领先了美国就要挨打,因为5G并不是原子弹,而是造福人类社会的。

  5G的容量是4G的20倍,是2G的1万倍;耗电每个比特相比4G下降了10倍;体积下降到1/3,下降了70%。5G基站只有一点点大,20公斤,就像装文件的手提箱那么大,不需要铁塔了,可以随意地装在杆子上、挂在墙上;我们还有耐腐蚀材料,几十年不会腐蚀,可以把5G装在下水道里。这样的方便对欧洲最适合,欧洲有非常老的城区,不能像中国这样安装大铁塔。当然中国的大铁塔也不浪费,可以把5G基站挂在上面。但是不需要新建铁塔了。每个站点不需要吊车等,在工程费用上在欧洲还可以降低一万欧元。不仅是铁塔,以前的基站大需要吊车,把吊车开进去还需要封路。现在5G基站我们用人手提就上去了,因此很简单。

  第二,5G带宽的能量非常大,能提供非常多的高清内容,传播8K电视很简单。宣传上说费用下降了10倍,实际上可以下降了100倍,这样也能看高清电视,文化就会快速提升。国家发展要靠文化、哲学、教育,这是发展国家的基础。因此,5G改变一个社会,它还有非常短的时延,可以用于工业的很多东西。

  我们是边缘的翅膀有可能有洞,但核心部分我们完全是以自己为中心,而且是真领先世界。越高端,“备胎”越充分。

  记者:您觉得华为的自主产品和研发究竟走到哪一步了?确实能够保证接下来能连续不间断的供应?有没有一个临界点,位于何处?

  任正非:为什么不洗一个“冷水澡”呢?我认为,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要冷静、沉着。热血沸腾、口号满天飞,最后打仗时不行也没用,最终要能打赢才是真的。

  我们首先要肯定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的深度、广度,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,我们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,特别是美国一些小公司的产品是超级尖端的。我们仅仅是聚焦在自己的行业上,做到了现在的领先,而不是对准美国的国家水平。就我们公司和个别的企业比,我们认为已经没有多少差距了;但就我们国家整体和美国比,差距还很大。这与我们这些年的经济上的泡沫化有很大关系,P2P、互联网、金融、房地产、山寨商品……等泡沫,使得人们的学术思想也泡沫化了。

  一个基础理论形成需要几十年的时间,如果大家都不认真去做理论,都去喊口号,几十年以后我们不会更加强大。所以,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做学问。

  记者:海思是2004年成立的,经过这么多年发展,在很多方面已经有自己的芯片。当时是如何决定做自研芯片?“极限生存”的假设,这个过程能不能描述一下?

  任正非:我们牺牲了个人、家庭,牺牲了陪伴父母……,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理想——站到世界最高点。今天大家憋不住了,就喊出口号,要“争雄世界”、“世界第一”。以前我们是不允许喊的,为了这个理想,我们与美国迟早有冲突。

  为了避免这个冲突,2000年初的时候,我们也很犹豫,能不能戴顶“牛仔帽”,我们曾经准备以100亿美元把华为卖给一家美国公司,合同签订了,所有手续都办完了,就等对方董事会批准。所有谈判人员都在酒店买了花衣服,在沙滩上比赛跑步、乒乓球,等待批准。

  在这个过程中,美国公司董事会换届,新董事长比较短视,拒绝了这项收购,收购就没有完成。当时准备卖给美国公司,我们的想法是,一群中国人戴着一顶美国“牛仔帽”打遍全世界。

  这个想法没能实现之后,我们高层领导表决,还卖不卖?少壮派一致表决“不卖”,我也不能违背。我告诉他们,迟早我们要与美国相遇的,那我们就要准备和美国在“山顶”上交锋,做好一切准备,从那时起,就考虑到美国和我们在“山顶”相遇的问题,做了一些准备。但最终,我们还是要在山顶上拥抱,一起为人类社会做贡献的。

  记者:包括华为其他管理层也释放出“有能力继续为客户服务”的信息,会不会因为美国事件对原来的大客户、对业务造成影响,我们怎么应对?

  任正非:我们肯定能继续为客户服务,我们的量产能力还是很大的,并没有因为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受到多少影响,我们在全球的竞标还是在前进。增长速度会减慢,但不会有想象中的那么慢。我们一季度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9%,四月份降到25%,预计今年底还会下降一些,但是不会造成我们公司负增长,或者对产业发展带来伤害。

  记者:如果美国断供发生,对这个产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?方舟子发了一个微博“如果备胎好用,何必等到胎破了再用?”,这个观点您怎么看?

  任正非:如果都用“备胎”,就是体现了你们所说的“自主创新”,自主创新最主要目的是想做孤家寡人,但我们想朋友遍天下。因此,没有像他想象的“备胎好用,怎么不用”,他不理解我们的战略思维。我们不愿意伤害朋友,要帮助他们有良好的财务报表,即使我们有调整,也要帮助。

  我们没有和美国公司表明不用它们的器件,而是希望美国公司继续能给我们供货,我们共同为人类服务。在早期,我们还把芯片这方面的开发心得告诉对方,甚至研究成果,我们自己不生产,交给对方生产,要不然全世界的供应商怎么对我们那么好。“备胎好用,为什么不用?”备胎、备胎,胎不坏,为什么要用?

  不会出现极端断供的情况,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。我年初判断这个事情的出现可能是两年以后,因为总要等美国和我们的官司法庭判决以后,美国才会对我们实施打击,无论结论怎样,(美国)都会对我们打击。这样我们还有两年时间,足够准备。由于孟晚舟被捕,就把“导火索”时间推前了。

  大家都知道,我们春节也在加班,我春节也在慰问员工。春节加班期间,仅仅是保安、清洁工、餐厅服务员……,在国内就有5000名服务人员在供应我们的“战士”,他们可以拿多倍工资,公司采购食品的价格都翻一番,还给服务员一些小费。我们很多员工春节连家都不回,打地铺睡,就是要抢时间奋斗。五一节也是这样的,很多人没有回家。

  记者:谈到备胎计划,华为实施备胎计划这么多年来投入了多少资金?如果备胎计划一直不启用,会一直投入钱到这个备胎计划吗?

  任正非:实在是太多了,我说不清楚。“正胎”和“备胎”的预算和人力编制是一起拨给他们的,以前预算分配以“正胎”为主,现在以“备胎”为主。具体多少,我是搞不清楚的,每次汇报都是满满的几页纸,我不会过问每个零部件,只是在大概念上过一过。落到下面的计划,这个零部件中还有哪几个关键环节,是一点点来的。要不怎么会有八、九万的研发工程师呢?

  记者:美国管制之后,华为在日本、欧洲、台湾地区的企业,估计会帮到华为很多。美国政府如果管制不成功,下一步会不会对台积电这种企业施压?

  任正非:如果外面不屈服的人多了,后面跟着不屈服的人就更多了,我们不要太操心这些,毕竟没有发生。

  记者:Google事件,欧洲地区用户很担心,未来华为手机不能用安卓最新的系统。在这方面,如何去应对?

  任正非:Google是一家好公司,而且一家高度负责任的公司,它也在说服美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也在讨论变通的救济方案,专家们还在做这个事情,现在我还不能完全回答你。

  记者:您觉得现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大概会持续几年?这对于华为的发展历史会是转折点吗?

  任正非:你应该问特朗普,问我就问错了。我认为,这件事有两面性,一方面我们会受到一些影响,另一方面,会刺激中国系统性地、踏踏实实地发展电子工业。国家发展工业,过去的方针是砸钱,但钱砸下去不起作用。我们国家修桥、修路、修房子……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。但是芯片砸钱不行,得砸数学家、物理学家、化学家……,但是我们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?博士论文真知灼见有多少呢?这种状况下,完全依靠中国自主创新,很难成功。为什么不跨国创新呢?可以在很多国家中建立创新基地。哪个地方有能力,就到哪个地方去,我们可以在当地去建一个研究所。

  当然,中国现在回来了很多人才,这是很重要的。但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比外国高很多,如果来到中国,要多缴这么多税,“雷锋”精神是不可持续的,雷锋是把一切都献给国家、献给党。但是,毕竟这些顶级专家是从外国回到中国,不仅没有优惠,税收还高很多。最近听说大湾区可以降到15%,实施措施是什么?是不是要在大湾区有户口,是否要在大湾区有工作?换一个地方就不行,这个政策有什么用?科学家本身就是流动的,只在这里上班八小时,还是科学家吗?我们要创造一些外国科学家回国的路。

  第一次世界人才大转移,是苏联的三百万犹太人转移到以色列,以色列成为了一个科技高地。第二次人才大转移又来了,美国排外,大量人才进入不了机密研究。美国著名媒体写了一篇文章反问美国“中国如果发明了致癌的药物,也危害国家安全吗?”美国癌中心辞退了三个华人科学家,中国人发明的癌症药,难道也危害国家安全了吗?他反问美国。很多科学家在美国丧失了工作信心,为什么不拥抱他们进来呢?他们问“怎么进来?孩子上学难,没户口买不了车,还要缴很高的税收。”应该调整我们的政策,拥抱这个世界。美国两百年前是印第安人的不毛之地,就是政策对了,今天是世界霸主。我们国家有五千年文明,有这么好的基础,应该拿出政策来拥抱世界人才来中国创业。

  大家要想到,东欧国家都比较贫穷,但是美国大量的领袖、科学家、金融家……都是东欧人,我们为什么不大规模吸引东欧人到中国来,或者在东欧建立各种研究基地?所以,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理论基地要突破美国的重围,眼前这个方式比较难,因为中国在基础理论上不够,这些年好一些了。我曾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了数学的重要性,听说现在数学毕业生比较好分配了。我们有几个人愿意读数学的?我不是学数学的,我曾经说,我退休以后想找一个好大学,学数学。校长问我,学数学干什么?我说,想研究热力学第二定律。他问,研究用来做什么?我说,想研究宇宙起源。他说,我很欢迎你!但是我到现在还不能退休,还去不了。我们那时是工科学生,学的是高等数学,最浅的数学。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神经学、脑科学……各方面努力去改变,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能站起来。

  中国过去的哲学体系是玄学,即使有佛教,也是梵文,唐僧应该翻译成汉语,但是没有翻。西方推行的是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,产生了物理、化学、数学、几何学……各种学科,所以工业发达,建立了工业社会,占领了全世界。现在玄学没有说没用,搞虚拟世界,中国的游戏业发展很快,人类社会的很多生产方式也可能会虚拟化。

  人类在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中,有50%左右是华人,如果他们受到排挤,拥抱他们进入中国,他们就会在底层平台上创新,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。

  我认为,如果能够真真实实把优秀人才引进来,对我们改革是好的。如果还是强调自主创新,就会浪费非常多宝贵时间。

  记者:您其实很多年前就开始谈“备胎”计划,当忧患变成现实,新的感受是什么?

  任正非:对于“备胎”计划的讲话,总裁办邮件都是公开的,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的,我不记得了,但是反复讲过,只是社会不引起重视。现在美国打我们一下,“备胎”这个词就被重视了。

  第一,业务连续性和“备胎”是一致的,备胎就是保证在车子抛锚时换一个轮胎还能开。连续性也是一步步实现的,其实很多东西已经投产了。投产的时候不排外,外面的货订一半。我曾经有篇文章说,每年至少买高通5000万套芯片,因此我们从来没有去排斥和抵制。

  世界上最大的备胎就是原子弹,原子弹有什么用?二战后一次也没有用过。但是中国升官的官员基本都有两弹背景,一是做两弹有能力,二是忠诚于国家的事业,技术可靠又有能力,就当一个部长或者省长。40岁左右就能当省长,让我们很羡慕,我们40岁还在找工作。“备胎”现在变成一个新名词,在我们公司是很正常的行为。何庭波也被炒红了,在美国发禁令的那天晚上发的,她憋不住了。这些年她很难受,做那么多年都不能把脑袋昂起来。

  记者:也就是说,您认为备胎一直在,备胎用不用还不好说?

  任正非:备胎一定有用的,因为是结合我们的解决方案设计的,不是脱离解决方案做的。直到它能用的时候,才开始投入使用,滚动着用。

  记者:现在大家对华为有两派很鲜明的情绪:第一,很鲜明的爱国主义,把华为的支持上升到支持爱国的高度上;第二,华为绑架了全社会的爱国情绪,要是不挺华为就不爱国。

  任正非:我的小孩用苹果,就是不爱华为了?不能这么说。我经常讲这样的话,余承东很生气,认为老板总为别人宣传,不为自己宣传。我讲的是事实,不能说用华为产品就爱国,不用就是不爱国。华为产品只是商品,如果喜欢就用,不喜欢就不用,不要和政治挂钩。华为毕竟是商业公司,我们在广告牌上从来没有“为国争光”这类话。只是最近的誓师大会有时候瞎喊几句,但是我们会马上出文件制止他们瞎喊口号,大家开庆功会、发奖章都没有问题,茶余饭后说两句过头话没问题,但是千万不能煽起民族主义的风。

  我经常举一些例子,其实就是想泼华为公司的冷水,不能使用民族主义,这是害国的。因为国家未来的前途在“开放”。这次中美会谈完了以后,中央电视台讲到“我们要开放、要改革”,我好高兴。实际上,我们还是开放晚了、改革晚了,WTO对人家是有承诺的,我们得到好处以后就要去兑现。如果早一些去兑现,做一些贡献,就能团结更多的朋友。中国的钱太多,为什么只存美国,不存一些到欧洲、俄罗斯、非洲……各个国家?如果说担心他们不还,他们是以国家信用抵押的,今年不还,一百年后还,不行吗?中国又不着急钱,这样就分散了风险。对于,为什么非买一家?可以买买乌克兰的农产品,乌克兰就不会那么困难。乌克兰是俄罗斯重武器的“粮仓”,买食品粮食时,是不是也可以买重武器“粮食”呢?我们的重武器一定要自力更生吗?没必要,打赢就行。你们可以看看绍伊古的总司令报告,短短的报告,写得非常好。

  记者:刚才谈到做芯片光靠砸钱不行,又谈到需要物理学家、数学家。作为一个商业公司,华为在此前的场合,无论是华为公司还是您个人,多次谈到“基础研究与基础教育”,针对基础研究和基础教育,华为有哪些具体的动作?这会对华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什么样的支撑?

  任正非:我们在全世界有26个研发能力中心,拥有在职的数学家700多人,物理学家800多人,化学家120多人。我们还有一个战略研究院,拿着大量的钱,向全世界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“撒胡椒面”,对这些钱我们没有投资回报的概念,而是使用美国“拜杜法案”原则,也就是说,受益的是大学。这样,从我们“喇叭口”延伸出去的科学家就更多了。

  大家今天讲5G标准对人类社会有多么厉害,怎么会想到,5G标准是源于十多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?Arikan教授发表这篇论文两个月后,被我们发现了,我们就开始以这个论文为中心研究各种专利,一步步研究解体,共投入了数千人。十年时间,我们就把土耳其教授数学论文变成技术和标准。我们的5G基本专利数量占世界27%左右,排第一位。土耳其教授不是华为在编员工,但是我们拿钱支持他的实验室,他可以去招更多的博士生,我们给博士生提供帮助。我们在日本支持一位大学教授,他的四个博士生全到我们公司来上班,上班地点就在他的办公室,而且他又可以再招四个博士生,等于有八个博士帮做他研究,所有论文等一切都归属他,不归属我们。如果我们要用他的东西,需要商业交易,这就是美国的“拜杜法案”原则,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“喇叭口”,延伸出更多的科学家。

  上周我们召开了世界科学家大会,我没有去现场,通过视频转播到我的会议室。来了一批科学青年给我做技术翻译,都是博士,很厉害,他们给我解释这些论文对未来人类社会有什么意义。我们不断有这种世界性的交流,我们自己吸收能量,他们也吸收了我们的需求,不断滚动传播。

  西方公司在人才争夺上,比我们看得长远,发现你是人才,就去他们公司实习,专门有人培养你,这不是我们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概念。我们扩大了与美国公司争夺人才的机会窗,但我们的实力还不够。对世界各国的优秀大学生,从大二开始,我们就给他们发offer。这些孩子超级聪明,举一个例子,新西伯利亚大学连续六年拿到世界计算机竞赛冠军、亚军,但是所有冠军、亚军都被Google用五、六倍的工资挖走了,从今年开始,我们要开出比Google更高的薪酬挖他们来,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创新,我们要和Google争夺人才。我们支持科学家的创新,对科学家不要求追求成功,失败也是成功,因为他们把人才培养出来了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有可能源源不断地前进。

  记者:华为重视基础教育,包括基础学科,华为做了哪些努力?

  任正非: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是国家的基本责任,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担负起一个民族素质提升的责任来。不能说提到了教育就要去做教育。

  中国将来和美国竞赛,唯有提高教育,没有其他路。最主要还是要重视教师,因为教师得到被尊重了以后,大家都想做教师。只有教师的政治地位提升,经济待遇提升了,我认为才可能使得教育得到较大发展。

  我个人为什么感受很深?我父母是乡村教师,在贵州最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从事乡村教育工作,父母这一辈子做教师的体会对孩子们的教育就是一句话“今生今世不准当老师”,如果老师都不让自己的孩子当老师,国家是后继无人的。我亲身经历了他们政治地位低、受人歧视、经济待遇差的窘境,我们自己跟着他们,也亲身体会了这个苦,所以没有选择去当老师。

  记者:最近海思集结令刷屏,不停地招聘全球员工,海思未来什么时候会独立?

  任正非:永远不会独立,它就是主战部队里的“加油车”、“担架队”、“架桥队”,不是主战部队,怎么会独立呢?网络联接部门是主战部门,将来销售额不一定是最高,因为“珠穆朗玛峰”可能容纳不了这么多产值,但是“珠穆朗玛峰”对世界意义很大,是一个战略高地。美国就是为了争夺战略高地,争夺不到,所以使用行政手段,我们怎么会见钱眼开,放弃这个战略高地呢?我们不会喧宾夺主。

  记者:您对基础教育很重视,未来有没有可能以某些形式参与到基础教育工作呢?

  任正非: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,企业要做好企业自身的事情。我们是主战部队,“坦克大军”在前进时,拖着几个孩子、拿着几个识字本,就不可能冲得上“上甘岭”。为人类建立这么庞大的网络,就是我们最大的社会责任,全世界30亿人口是我们联接起来的。特别是非洲地区,因为不赚钱,西方国家不去,是我们去联接起来的。如果华为不存在了,才是对世界的威胁。

  我们不会自己去做教育,因为我们的主战部队还要缩减,要把一些次要的组织砍掉,让他们转为民兵组织私有化,跟着我们前进。就像淮海战役一样,民工推着独轮车送粮食,但是要给钱的。今年春节期间员工加班时,有五千多人提供服务,就是民兵组织,春节不仅买东西价格翻倍,还给服务人员一定奖励,及时兑现。

  记者:华为的治理方向是什么?未来想发展成什么样的企业?

  任正非:其实我们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章程,全在网上公布过。董事会换届选举经历了一年多,有九万多人参加了,不断学习、不断传播,只是媒体不太感兴趣。未来,除了不让资本进来,其他什么都可以讨论。

  记者:现阶段您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?这次事件牵涉到您的家人,在日常与家人沟通相处的过程中,对您的决策有没有什么影响?

  任正非:抓我的家人,就是想影响我的意志,我家人给我的鼓舞就是鼓舞我的意志。女儿写给我的信说,她会长期做好思想准备,她也很乐观,我就放心了,减轻了很大压力。我要超越个人、超越家庭、超越华为来思考这个世界上的问题,否则我就不客观了。

  华为公司高层领导绝大多数都没有站在自身利益、企业利益来考虑问题,我们是世界性的,世界上接受我们、声援我们的朋友是很多的。

  记者:您刚才讲海思作为备胎持久生存,就是有自主创新作为基础,但是您又讲“飞机”上非重要地方该放弃就放弃,不要浪费时间、浪费精力,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?

  任正非:自主创新作为一种精神是值得鼓励的,站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创新才是正确的。所有科学家都是自主创新,为什么?他们做一些莫名其妙的题目,谁也搞不懂。但是我们要看到,科技创新是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的,比如我们的海思并非从源头开始自主创新,也给别人缴纳了大量知识产权费用,有些是签订了交叉许可协议,有些协议是永久授权的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在别人的基础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创新。

  我们同意鼓励自主创新,但是要把定义讲清楚。相同的东西,你自己做出来了也不能用,也要给人家原创交钱,这是法律,谁先申请归谁。无线电最早是波波夫发明,但是俄罗斯为了保密,压制了这个东西的公布;意大利的马可尼先申请,所以无线电的发明权归“马可尼”。飞机的发明者不是莱特兄弟,他们只是完成了飞行。其实真正的发明者是茹柯夫斯基,他的流体力学公式推演了让翅膀如何升起来,奠定了升力流体力学。

  我们的飞机喷气发动机到今天不过关,但是喷气发动机是谁发明的?中国人。邓小平到英国引进斯贝发动机时,斯贝同意把发动机卖给我们。邓小平问军用的发动机卖不卖?英国人回答说卖。其实中国想买民用发动机,主要做民航机的备件,后来英国人军用发动机也卖,也就是现在轰炸机6用的发动机。邓小平站起来向英国科学家致敬,英国科学家吓坏了,赶紧站起来回礼,说“感谢中国科学家的伟大发明”。

  邓小平回来查是谁发明的,是吴仲华,这人在什么地方?一查这个人在湖北养猪,赶紧调回北京去做热物理研究所的所长。我们为什么不借着吴仲华的研究,一步步深入,为什么在喷气发动机上不能进行理论突破呢?现在飞机发动机设计叫实验科学,不叫理论科学,而飞机一定是理论科学。

  你们看绍伊古关于飞机的讲话,美国飞机很精密,飞机时间是4000-5000小时;俄罗斯飞机没有那么发达,只能飞1000小时,绍伊古就问,战争时期飞机能飞满1000小时吗?大多数没到1000小时就打掉了,那何必要搞4000-5000小时,还那么贵,于是从实战的需求就确定了他们设计飞机的原则。他说,飞机飞得不快、金属表面不平,俄罗斯就在翅膀形成一层层流膜,解决了高速空气的润滑作用,这样俄罗斯飞机也能飞得很快。

  F22隐形飞机的隐形原理也是五十年代俄罗斯数学家发明的,俄罗斯数学家说钻石切面是有隐身功能,俄罗斯研究半天觉得这个东西没用,为什么?因为做不到,没有意义,所以批准论文公开发表。美国人读了以后,如获至宝,花二十年时间把F22隐形飞机做出来了,当然现在我们的米波雷达又把F22看见了。

  其实中国五十年代也有很多原创科学家,但是现在都是毛毛糙糙、泡沫化的学风,这种学风怎么能奠定我们国家的基础科研竞争力呢?所以,还是要改造学风。

  记者:自主创新的定义到底是什么? 您反对的是封闭式、重复性的自主创新?

  任正非:自主创新如果是一种精神,我支持;如果是一种行动,我就反对。

  朱广平:自主创新不等于全是自己创新。创新最重要的是在一个系统中掌握最核心的一部分,而不是重复去造很多别人已经造好的“轮子”,那是没有意义的。任总一直强调数学,数学的核心是解决“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”的问题。比如说,你可以很容易做出一把锄头来,但是锄头背后的这些原理,你是否了解?什么样的形状是最好的?所有的这些东西,你可以做实验,但是实验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?怎么证明你的实验和理论之间有多大差别,极限在哪里?这都要靠理论来证明。

  记者:我要反驳您。在汽车制造业方面,有人说李书福是中国汽车行业非常棒的人,他可以用资金去撬动沃尔沃,又有人说他是短腿巨人,因为不掌握发动机,发动机被世界上绝大多数汽车公司掌握,而我们不掌握,这种情况下自主创新难道不是关键而且重要的吗?

  任正非:我并不反对李书福,但减震弹片钢圈、轮胎……是自主创新吗?就讲讲德国怎么造车。有一次我到德国斯图加特,工程院院长带我去参观一年级学生入学的几周学习。每个人发一块铁板,给一个齿轮的图纸,所有人都要用锉刀做出这个齿轮来,做出齿轮来还不能打分,要拿到减速箱去跑,跑完才能打分。这就德国汽车的基础。欧洲车和中国车有什么区别,为什么卖那么贵?就是可靠性高。大家都可以造出车来,但是不是最好的车另当别论。造车要用到大量的人类科技文明,也不是自主创新的概念。

  朱广平:自主创新不是全部自己重复做,而是找到自己的长处在哪里。所谓的卡脖子都是在补短板,问题是你的长板在哪?

  任正非:短板买别人就行了,何必要自己做短板呢?不是每个人都会碰到我们这样的极端情况,多数人不必要走这种道路,应该借助人类文明前进。如果说自主创新,钢板的材料从哪来的?也是别人创新,不是你自主的。

  记者:您现在的状况是偶发的个案,还是说在未来中国企业是一个经常发生的常态?

  任正非:我从来没有研究过我们国家的具体社会问题,现在也是让公共关系逼着对外,拿我来当“盾牌”到处“挡枪子”,我就上战场,我老了,打死了就算了,不在乎了。因此,我的主要精力是研究公司内部存在的问题和关注世界相关领域技术,确定我们战略上哪些有错误的。我跟自己的家人关系都处理不好,我跟儿女交往太少了,跟太太交往也少。她说“你就关心你的公司,不关心家人”,如果我再关心社会,可能我的家就没有了。所以,我对社会无法评价,我也没有精力去研究国内其他企业。

  记者:会不会考虑华为未来改变在国外的一些姿态、一些传播?或者说,在全球化上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呢?

  任正非:我们不会通过传播解决,还是通过给客户提供优质服务来解决我们的形象。我们已经很先进,客户一用就知道多厉害了。举一个例子,韩国LG董事长找我说,他要开300兆的LTE,当时我还反对,他带了两个翻译来说服我,我说100兆就够了,300兆没必要,他还是坚持300兆。我们就卖300兆设备给他。过不了多长时间,保罗教皇访问韩国,在1.3平方英里土地上,韩国集中了30万人,每个人举起手机用300兆拍摄往外传,网络没瘫痪。第二个例子,哈吉保障,之前每个运营商都瘫痪,我们接手以后哈吉保障一次也没有瘫痪过。四、五百万穆斯林祷告前一瞬间,所有人都要关手机,祷告完以后,所有人同时开手机,我们的网络没有瘫痪,很顺利。这都是我们在世界形象的榜样,不会通过媒体传播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形象。

  至于在国外的投资,是因为我们需要。比如,我们在英国投资光芯片工厂,主要为了将来以英国作为这些芯片的出口中心。我们在德国和日本都有这样的工厂,根据需要来确定的,不是为了纯粹说明什么形象,我们不需要形象,只需要订单。

  记者:您认为西方误解的根源在哪里?

  任正非:我们对资本不感兴趣,所以就没有研究,西方媒体愿意的话,他们可以去研究,反正我们不会让外面资本进入公司。公司现在的问题是赚钱太多,因为我们不能把价格降低,降低以后,就把所有下面的公司全挤死了,就成为“西楚霸王”,最终也是要灭亡的,所以我们不能在产业中这样做。苹果是榜样,永远是做一把大“伞”,让下面小厂家都能活。如果苹果卖萝卜白菜价,全世界就没有其他手机了。我们钱多,用一部分投入战略,但是不横向扩张,就给大学和科学家给予支持。我们开科学家大会,能把全世界这么多顶尖科学家请来,这也是奇迹。

  我们不需要资本进来,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我们理想的实现。

  记者:西方对于华为股权结构的误解根源在哪里?

  任正非:西方不是今天才开始误解的,误解中国都几十年了。只要我们在中国是合法合规的就行了。

  记者:无论是上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押事件,还是这次美国出口管制,美国表面理由是司法部对伊朗的案子。为了解开华为面临的困局,华为会愿意跟美国政府、商务部、司法部去谈吗?

  任正非:我们不是已经起诉美国政府了吗?通过律师与它在法庭上谈,它也要出示证据。

  记者:所以,您不会私下去谈?

  任正非:我也没有私下的管道。你给我特朗普的电话谈?

  记者:您去年和小女儿姚安娜和母亲姚凌拍了全家福,令外界非常惊讶。您作为父亲也好,作为丈夫也好,给自己打几分呢?您平时有多少时间去陪家人?您的女儿在哈佛大学读书,未来希望她从事什么样的工作?

  任正非:其实我这辈子很对不起小孩,我大的两个小孩,在他们小时候,我就当兵去了,11个月才能回一次家。我回家的时候,他们白天上学,晚上做作业,然后睡觉,第二天一早又上学去了。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沟通,没有建立起什么感情。小女儿其实也很艰难,因为那时我们公司还在垂死挣扎之中,我基本十几个小时都在公司,要么就在出差,几个月不回家。当时为了打开国际市场,证明我们不是在中国搞腐败成功的,在国外一待就是几个月,小孩基本上很少有往来,很亏欠他们。其实小孩们都是靠自己的努力,自己对自己要求很高。

  小女儿在中学的时候,每个星期要跳15小时舞,跳完舞回来才能做作业,晚上一点多才能休息。大学以后基本上做作业到晚上两点多钟,有时候做算法时会做到四、五点钟。小孩很热爱文艺,有人邀请她参加名媛会时,她跟爸爸妈妈商量说她要出席,当时我的态度是支持。因为如果打击这一次,未来她人生的其他路走不顺时,就会说爸爸妈妈堵了这条路,我们还不如挺身而出支持她,她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人家提出来,要照全家福,我第一个表态坚决支持,发表我们家全家福。我太太还以为我会躲闪的,我认为要支持儿女,都对不起儿女了,还不支持她一下?她好好去学习,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。

  记者:能不能谈一谈你的太太?

  任正非:我的人生有两次婚姻,三个小孩。我的前妻性格很刚烈,在文化革命中曾经是重庆三十万红卫兵的政委,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。我是连红卫兵都参加不了的逍遥派,大学毕业没有女朋友,别人给我们介绍,她能看上我,我真的不理解,她是天上飞的“白天鹅”,我是地上的“小蛤蟆”,那时除了学习好,家庭环境也不好,我父亲还在“牛棚”里,她怎么就看上我了?我们一起走了二十多年,后来就分开了。现在的太太很温柔、很能干,用二十多年时间专心培养小孩,很有成就。我和姚凌办结婚证这些都是前妻帮忙的,小孩上户口也是前妻帮助的。我前妻与我现在的太太关系也很融洽。

  记者:对于Google停止合作,华为已经出了声明,想请您再评价一下,在操作系统方面会对华为有什么样的影响?

  任正非:应该是有影响的。Google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,Google在想办法,我们也在想办法,在讨论救济措施。

  记者:您给CBG(华为消费者业务)定的1500亿美元?

  任正非:他们自己定的,而且肯定是达不到的。人们需求进入饱和曲线,他们在饱和曲线开车,追赶者的差距会逐渐缩小。比如,一秒钟下两部电影的难度很大,但是一秒钟下一部和两部电影的差距不大,技术投入很大,差距没有拉很大。爬坡阶段领先很快,饱和曲线很难说。因此,以后不能肯定。

  记者:关于股权的问题,我之前做了一些外围的采访。华为员工很关心一个问题,过去这么多年华为股票一直在上升,他们购买了大量的华为内部股,获得了很丰盛的收益。但是他们现在关心一个问题,未来的不确定性在增加,假设公司遇到了一些问题,分红和收益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?

  任正非:那当然了,因为购买内部股是自愿的,退出也是自愿的,机制是开放的,不是捆绑的。华为内部股收益也会下降。我们的蓝军首先批评过公司“连续三十年,分红都超过30%,还想分到什么时候”?因此,我每年都在批评常务董事会利润增长太大,战略投入不够。他们去年的检讨放在我桌子上,我还没批。今年特朗普批了制裁,我们的利润可能会减少一点吧。

  记者:您刚才有提到,只要不让资本进来,什么样的未来发展路径都可以讨论的。关于资本这个问题挺敏感的,之前有各种各样的传言。

  任正非:不要相信传言,永远没有资本进来,这是我们公司高层所有人一致达成的意见。我们为理想而奋斗,不为金钱而奋斗。

  记者:任总从来没有用过一票否决权,您有没有在某个时刻其实很想用它,或者未来有什么情况可以用一票否决权?

  任正非:本来我的一票否决权有一个截止时期,准备到期就不要了,但我们在通过新章程时,正好碰到英国脱欧事件,如果像脱欧那样民主投票,可能就让一个的企业的命运葬送了,所以就保留了一票否决权,暂时由我来管。等到我们有一部分团队退出,到核心精英团队形成了小集体以后,我就放弃我个人的权力,把权力让渡给由7个人组成的核心精英团队,出现重大问题时进行否决,业务上的事情一般不需要动用。